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受邀在北大教育學院和眾多師生進行了座談和交流 李印白攝
2016年9月16日,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畫訪問學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受邀在北大教育學院和眾多師生進行了座談和交流。這是阿伯特教授在五次公開講座之外的一次特別的學術交流活動。作為芝加哥大學成長起來的最卓越的社會科學學者之一,阿伯特教授更是在他數十年的學術經歷中親身實踐了芝大將一流學者和一流教師合二為一的理念。阿伯特教授曾經擔任過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部(Social Sciences Division)主任、社會學系主任、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和教授聯席會議(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主席。其中,教授聯席會議由7名教員組成,定期與校長見面,在大學管理當中代表全體教員的聲音。因此,阿伯特參與教員執行委員會工作的十年,讓他對芝加哥大學的管理方式和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有了深入的瞭解和思考。他對美國高等教育現狀的洞察,對教育的人文使命的捍衛,充分體現在2002年他面向芝加哥大學新生所作的膾炙人口的演講《教育的目標》(Aims of Education)中。在本次交流活動中,阿伯特教授分享了他對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現狀和挑戰的思考。美國高等教育歷史回顧:從精英化到大學擴張
美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形式大致開始於1900年。在當時美國18歲的群體當中,僅有大約4%的男性和1%的女性能夠接受大學教育。這是一個極度精英化的群體,相當多的人都有官員或宗教背景。在接下來的70年裏,除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教育始終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展。新的大學層出不窮,受高等教育的18歲群體人數迅猛提高。在這段時間裏,大學通常是被看作一種博雅教育,而不是為職業工作做準備。這樣的博雅教育將其重心放在本科教育上,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有大量的移民進入美國,而美國的大學則負擔起將這些移民的後代塑造為良好的美國公民的任務。從1910年左右開始,絕大部分美國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採用的是專業加通識的模式,即要求學生主要修習專業課程,同時也要在許多其他專業裏選修一定數量的課程。美國的本科生教育採取了學科制(disciplinary)的組織方式,在同一個學院當中所有的教員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像德國那樣採取研究所的形式。
高等教育體系停止擴張後的現狀和挑戰
這一膨脹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但是到了1975年左右,美國大學的擴張徹底停滯了下來。這一停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對於大學教職的需求迅速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大學畢業生不再是香餑餑。阿伯特教授坦言他本人在找教職的過程中也收到過許多拒信,至今他還會將這些拒信展示給他的學生們看,或許是為了將他們帶出潛在失業的陰霾。另外,正因為大學畢業生供過於求,職業教育開始抬頭,特別是在社區大學體系當中,職業教育幾乎佔據了主導地位。阿伯特認為,正是從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停止擴張開始,高等教育本身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他從中概括出五大趨勢:不充分就業、工具主義、新的管理體系、政治化和20世紀知識體系的成熟。
作為芝加哥大學成長起來的最卓越的社會科學學者之一,阿伯特教授在他數十年的學術經歷中親身實踐了芝大將一流學者和一流教師合二為一的理念 李印白
首先,美國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的情況十分普遍。按照估計,大約有35%到40%的18歲人群未來將至少獲得本科學位,然而,整個勞動力市場中只有22%的工作機會需要本科學歷。這一比例在過去30年當中都沒有顯著變化。過去我們認為,越是發達的經濟體,其工作機會就越需要高學歷人才,這一觀念在阿伯特看來完全是錯誤的。在今天的美國,有40%的工作只需要一個月的學徒經歷,就能完成所有工作任務。因此,社會上擁有本科學歷的人過多,也就導致了不充分就業的狀況。當下,我們被迫採取了很多方式去應對這一問題,例如推遲畢業生進入市場的時間,讓他們繼續學習;提早退休年齡,以此增加空缺的職位;或是減少通過實習就能獲得的技能,等等,而這些方法顯然與阿伯特所認為的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大相徑庭。其次,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在美國高等教育中蔚然成風。在過去,人們進入大學是為了獲得好的教育,為了學習,而現在普遍的觀念是,高等教育是為了讓學生做好就業的準備。這一體系在美國被叫做“棘輪體系”(ratchet system)。高等教育的過程最終服務於使學生在就業市場中能佔據優勢,這也就出現了學歷貶值的現象。因此,大學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係愈加緊密,實習成為了大學教育的核心。從大學的角度來說,為了爭取更好的師資和生源,它們不得不聽從學生的想法,成為職業市場的預備學校。爭取生源的目的,往往也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顯然,更優秀的學生更有可能出自可以負擔昂貴學費的精英家庭,而精英家庭能夠從小就用金錢為他們的孩子直接購買學習上的優勢。因而,學生幾乎成為了學校的顧客,這是十分諷刺的,這樣的關係在過去也是不可想像的。阿伯特擔心,隨著學生將這種工具主義帶到大學來,真正的學術生活將退出大學。
第三, 大學的管理體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被許多學者概括為“新自由主義”的傾向已經將大學轉變為企業。在生源考慮上,大學往往青睞那些能夠支付學費和各種其他費用的學生。美國的大學中,大約16%的資金來源於捐贈,而剩下的部分都要大學自己找到某種方式募集。學費顯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例如,美國大學中現在十分流行國外遊學專案。這些專案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隨著一部分學生搬到國外去學習,寢室空出來以後,大學就可以出租給其他學生。這是一種管理主義的思路。
此外,大學管理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大學排名的影響。例如,排名當中很重要的指標之一是,大學課程當中有多大比例是以小班教學的形式進行的。而在類似US News這樣的排名演算法當中,小於20人的班級被定義為 “小班” ,因此芝大核心課程(Core)的班級都正好是19個人。另外,US News只在每年秋季計算小班的比例,因此芝大也只在秋季開這樣的小班,春季就沒有了。當然,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排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往往只是計算方法的遊戲——很多排名體系經常變更自己的演算法,美其名曰 “改進排名方式” ,而實際上經常只是為了造成排名上的浮動,使得人們會繼續關注它們。這就跟 “被引量” 的指標一樣沒有意義。但是大學管理層常常不得不這麼思考——在阿伯特看來,這套規則完全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但是這是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或許未來會有幾所學校合謀,共同推翻這種排名——至少阿伯特對此抱有一定的希望。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李印白攝
第四,在過去40年當中,政治因素正不斷地進入學術領域。實際上,在上世紀20年代,當人們推崇價值中立的學術的時候,往往只是把價值隱藏了起來,而選擇接受現狀——比如,經濟學越來越將社會推向資本主義,這些學術工作所具有的潛在價值取向一直存在。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以後,許多左傾的學生開始選擇進入學術界安身立命。這其中有社會環境的變化:進入70年代,整個美國社會開始右傾,特別是保守的雷根執政時期,使得社會上幾乎沒有左派的立足之地。學術工作成為了左傾人物最後的避難所,在這裏他們還能夠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這些政治因素導致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人身批判(ad hominem argument)的案例,包括;從發言者的身份(種族/性別)出發來判斷其立論,而不是論斷本身;對歷史上的人物採用現代的道德標準去衡量;以及推崇普適的價值,比如人權運動——卻絲毫不考慮其他社會到底能不能接受這些價值。總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論調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最後,20世紀所形成的一定的知識範式,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大學”概念,某種程度上已經走向終結。過去,知識通常是從一些典範(canon)開始,隨後進入到各個學術領域,形成特定的知識範式,即所謂學科(discipline)——這裏所謂的學科,其內部邏輯是能夠完全自洽的。物換星移,大學當中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知識的方式。一種較為典型的方式就是,按照社會問題進行知識的組織。這樣,實踐領域成為了新的分類,就會有衛生學院(School of Health Studies)和城市研究學院(School of Urban Studies)這樣並非自成學科的研究機構。作為芝加哥大學的阿崗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電腦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阿伯特預測,在20到30年內,電腦將能夠寫出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論文。他將此與參考書目和參考文獻的查找進行類比:在過去,完成這樣的工作要求極高,學者需要熟悉各種各樣的書籍文獻,要花很多時間查找。而在現在,電腦搜索就能夠快速完成這項工作。電腦科學將對高等教育體系帶來極大的衝擊。
在問答環節,阿伯特簡單探討在課堂使用科技的問題——他對此持反對態度。他從來不在課堂上使用課件,因為這種形式通常會成功催眠學生。他認為,學生應該在課堂上始終保持積極的思考態度,而不是僅僅做各種筆記而試圖到課後再對著這些筆記思考。他經常連續講課50分鐘而禁止學生記筆記,50分鐘之後再給學生10分鐘時間記錄。他認為,最好的科技來自於學生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師的演講方式、手勢等等,要能夠讓學生興奮起來。
在阿伯特看來,“讓學生興奮起來”的要求或許是目前大學教育當中最困難的部分。教育體系停止擴張之後,高等教育內部學生和教員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求學的目的也不再僅僅是為了學習,技術的發展也褪去了教師本人的魅力——這些構成了阿伯特對當今高等教育症候的基本診斷,那就是學生對於教師、對於課程體系、對於整個為了學習本身的高等教育不再有熱情。今天的學生們認為,進入芝加哥大學這樣的學校已經意味著他們勝利了——他們來到大學,只是繼續參加各種課外活動,進行實習,以在職業市場中獲得更大的優勢——而且事實的確如此,在進入芝大的那一刻,他們的未來幾乎就已經註定是光明的,只是某些人的未來更加明亮一些而已。如果將大學看作職業的預備學校的觀念佔據主流,那麼我們需要叩問,教育的意義何在?怎樣讓學生重新對以教育本身為目的的大學產生熱情,這或許是“重新發明”高等教育體系的最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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